常听基层干部谈论信访工作的“两难困境”：面对一些上访群众的极端行为，如果满足其诉求，又会催生更多极端行为;如果置之不理，又会积累社会矛盾、影响长治久安。处理也不对、不处理也不对，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境，反映了基层治理的一个侧面。(《新华网》，10月30日)

　　信访本身作为群众表达诉求的一种合理、合法形式，是我们党和政府所允许的。然而，近年来个别上访群众通过信访、上访等方式让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这就让信访二字隐约化身为谋求不正当利益、带头闹事、地方不稳的代名词，让基层施政者处处处于被动局面，如同被信访、上访所绑架，“访访”不可终日。

　　为何在基层形成这种难堪局面，缘由何在?这里面确实有信访机制的问题，但更有施政者、维权者因受传统人治观的影响，对信访、上访本身形成的一种错误认识观。在信访、上访群众眼中，依法不如找人，找人不如找上级，用上级来压下级，什么事都变成了上级一句话的事;在基层施政者眼中，只要上级提到维稳，控制地方信访、上访数量增加时，基层施政者追求短时效果，往往简单的采取跟人、控人的粗暴方式，或是对不合理、不合法诉求采取暂时容忍、妥协的态度，但终究不能长治久安，更是有损政府公信力，恶果还需基层施政者自偿。在此环境，群众亦无论合理、合法的诉求，都试图通过不断信访、上访来解决;基层施政者则疲于应付上级考核与上访群众，终究在信访工作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却都将运用法治方式化解信访矛盾置之脑后。

　　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全会主题，准确有力地释放了中央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这就要求施政者和群众必须顺应法治社会建设进程，跟上依法治国的理念，将法治作为施政、维权的护航使者，各级施政者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权力框架内施政，群众亦必须依法维权，如若违法施政，违法诉求必受法律追究。

　　(文/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