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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学人个人的经历和国运紧紧相连,是的,救亡似乎更加紧迫,压倒启蒙,但,他们不是盲目急躁的,反而更加将精力倾注于自己的专业,用各专业的开风气之作证明,这个国家的文化没有灭亡而是兴盛,国家也就更谈不上能被灭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照。(新华社资料图片) 69年前,1945年8月15日的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 整个中国沸腾了,胜利来得太艰难了,付出的牺牲太多了,压抑在心中的屈辱太久了,整整8年抗战,不,应从1931年9月18日起,如果再上溯还可以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算起,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半个世纪以后才赢得一次真正的胜利,才真正扬眉吐气一回。 以《巨流河》饮誉两岸的齐邦媛先生在书中如此描述: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歌,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这是在重庆,而在昆明,是同样的“疯狂”。今年8月12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在其居所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访问,回忆69年前的8·15,93岁高龄的何老先生容光焕发,兴致盎然。“当然高兴了,打了那么几年仗,受了那么多苦,现在结束了,日本投降了。高兴。找几个熟人,买点酒来喝,因为那么多年的苦啊。大家高兴,流泪。有两个人还精神失常了,过分激动啊。” 八年抗战,前方将士血肉筑城,自是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而另一条战线——教育文化阵地同样在坚守,中华文化在艰苦卓绝中依旧孕育灿烂,世界亦为之赞叹为之动容。 想毁的是文化,要保的也是文化 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处心积虑,不停地私底下悄悄准备。 至于如何灭亡中国,日本除了组织军事图谋外,一直将消灭中华文化当作其战略目标,企图用大东亚文化代替中国文化。 在天津,日机轰炸长达4个小时,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南开大学,占领之后,再次对学校进行焚烧。 校长张伯苓公开回应:日寇可以毁我南开之物质,而不能毁我南开之精神。“南开南开,越难越开。”自1904年只有75个学生到他1951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 在上海,日本专门炸掉图书出版量占到整个中国半壁江山的商务印书馆,一街之隔的东方图书馆一并被毁,46万册古籍瞬间化为灰烬。 65岁的张元济经营商务30余年,目睹浓烟中飞舞的纸张和断垣残壁,他和同仁抱头痛哭。半年后,商务即复业,他们悬挂出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四川乐山,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齐邦媛在那里开始了她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活。她犹记得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癯,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8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更早时,中国学界的有识之士也有预感,1933年,中日双方在长城激战后,北大曾把图书和器械运往南方,但危机缓和后,又把东西运回北京。清华大学1935年就着手准备,当年就在长沙设置了两个研究所。 战事开始,偌大的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 可是中国人相信,每一所学校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堡垒”,每一个学科就是“志气阵地”。 读书声合着的有风声雨声,还有枪炮声,读书声在,文化在,青年人在,国家就在,希望就在。 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撰写了《国史大纲》,在扉页上他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在引论中,钱穆先生写道:“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 抗战,也是一场中华文化保卫战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迁移:南线,最重要的80箱文物经南京、长沙、贵阳,运往安顺；中线,9369箱文物由水路经汉口、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北线,7281箱文物装火车由宝鸡入成都至峨眉。另有2900箱留存南京。 在长沙、汉中、成都、重庆等地,常常是文物前脚离开,后脚便有敌机轰炸,时间之紧迫,间不容发。 曾主持过南迁工作的庄严先生之子庄灵回忆说:“当时每到一地都可谓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走川黔公路过乌江桥时,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历时10余年,辗转上万公里,百万余件文物竟无一损毁遗失…… 另一类“国宝”就是学生,还有培养学生的学校和老师。 中国汲取过去苏联和英美各国经验,迅速将北方和沿海城市的学校迁往内陆。浙大校长竺可桢在《大学生与抗战救国》中写道:“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是一个失策。” 不仅学人,将军也如此认为,陈诚到西南联大对准备投笔从戎的学生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那么将来的形势就会非常严峻。” 国难当头之际,赓续文脉火急,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纷纷迁往内陆。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山城,情弥切。” ——西南联大的校歌就是这悲壮迁徙的明证。 从北平到长沙,汉口版的《大公报》记者戚长诚记录在报:愈往前走,雪飞愈狂……车厢里的同伴们——(长沙)临大同学——的谈话,也如雪花一般的纯洁。 244名男生通过严格体检后,徒步跨越湘西、贵州、滇东,最后到达昆明,其余学生乘坐火车到广州,经由香港乘坐轮船到越南海防,再乘坐火车到昆明。 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穆旦把情绪写在诗里:在秋天,我们走出家乡/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我们,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背后 1941年,西南联大庆祝建校4周年,国内外大学纷纷发来贺词,牛津大学的贺词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而学校条件的艰苦程度也是数一数二的。 住的是茅草房子宿舍,外面有多冷多热,家里也是多冷多热,一间宿舍有40多名学生。 吃的是“八宝饭”,稻谷红色多,经常是发霉的,还有老鼠屎。何兆武老先生就因为吃坏了肚子而做了一次手术。 还有更要命的:1938年9月到1944年,昆明共发出警报232次,日军飞机入侵昆明上空142次,一共投下3000多枚炸弹,炸死炸伤民众4000多人。 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坚持“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的教育理念。 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没有敷衍,没有变通,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儿子想不考试进入学校读书,被拒绝。入学严格,毕业更严。西南联大注册学生8000名,毕业的不到3800名。战时有复杂的原因,但是也有很多是不合格不允毕业的。 三位校长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合作风范也是联大能联合八年的重要保障。蒋梦麟说,我的不管就是管。张伯苓说,你(梅贻琦)是我的代表。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以研究民国的学人学术而著称,他对本报记者说,西南联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正如当时国人对这个学校共同的评价:民主堡垒,宽容精神。 学子有副对联赠送母校: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 何兆武老先生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7年读过4个系(土木、历史、哲学、外文),他回忆说,学校给予学生专业选择的自由,可以充分发挥学生潜在的能力,因为你对它有兴趣,学习一定会快。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王浩忆及西南联大,说那是“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 西南联大纪念碑如今还树立在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后来,三校在本校也都复刻了碑文。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其中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不仅昆明的西南联大是中国希望的明灯。在重庆,有南京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大公报》《新华日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在成都,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就是齐鲁大学,本土有华西协和大学。 学术报国,奠定各学科开风气之作 没有大楼只有土坯墙,大师却灿如星河； 食不果腹,空袭频频,依旧能著作等身。 联大共有298名教授,其中留学归来的就有256名。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名院士中,有27名联大教授。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出233人的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教授有54名。 1942年,某次空袭过后,社会学家李树青回到房间,发现已被窃贼偷得一干二净,其中包括20万字手稿《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为防不测,金岳霖教授随身携带着他花了近30年心血的《认识论》的稿子,后来一次空袭后还是忘记拿了,再回来就找不到了,40年后,他沉心静气重写全部70万字的书稿。 战时的研究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衣食不保,但挡不住他们的孜孜不倦,甚至以身相许。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43年3月访问云南之后称赞道:中国科学工作者在本国边远地区坚持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极其乐观、豁达。 很多在海外求学的学者也都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物理学家黄子卿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学位,抗战后决意回国,导师说,你的国家像一艘破船,随时都会沉没。而黄子卿说,我愿意和我的祖国一同沉没。 钱穆先生卜居在昆明市的宜良县城一个寺庙里,根据旧讲义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吴宓以课堂讲稿为基础,用英文写出了《世界文学史大纲》,只要有原著,翻译也可以照常进行。同样,吴晗、雷海宗等历史学家发现,利用当地收藏的材料,补充新知,拓展视野,他们仍然成为高产学者。 沈从文继续创作短篇小说,冯至写诗,陈铨编剧。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杀青,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费孝通等大批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 虽然,物质条件极度贫苦,但在精神上,他们又是自由舒展的。 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文化中心在西南联大。 每个学科的教书先生都是本学科泰斗式人物。 华罗庚先生在牛津做研究,1938年回国,在昆明条件很差,住的是一个农户牛棚的上层,后来闻一多邀请华罗庚先生一起住,闻一多家8口人,华罗庚家6口人,中间用一个布帘隔开。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先生还写出了他的经典性代表作《堆垒素数论》。 今天更需要独立思想 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 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及其夫人费慰梅是梁思成夫妇的朋友,1942年11月初,费正清走进李庄老朋友的家,后来他回忆道:梁家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例外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这一代学人个人的经历和国运紧紧相连,是的,救亡似乎更加紧迫,压倒启蒙,但,他们不是盲目急躁的,反而更加将精力倾注于自己的专业,用各专业的开风气之作证明,这个国家的文化没有灭亡而是兴盛,国家也就更谈不上能被灭亡。 学者岱峻分析认为,那一代学人身上有传统士大夫的东西,又受到了西方精神洗礼、文化教育,颇有国际视野。 杨振宁再三说,西南联大的教学就是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也一点不逊色,他从西南联大到美国,发现他的教育程度比美国人还好。因为战争起来之后,撤退到大后方的过程中大量的仪器没有了,老师们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教本科生,所以西南联合大学本科生的质量非常好。 著名数学家,抗战时任浙江大学教授,后为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1992年以90岁高龄回浙江大学演讲:“我还抱着这样一个希望,终有一天,我们浙江大学能不能有一个教授,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去英国剑桥大学参观访问,称赞剑桥大学为‘西方的浙大’呢?”我们希望有这么一天。 谢泳认为,西南联大是时代的产物,具体制度没有可比性,但时代精神可比。今天我们仍需要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仍需要有独立人格的教授和学生,这也是人们怀念西南联大的原因。 战时后方文化中心 伴随着大批科研机构内迁,除去留守战区坚持科研以及漂泊海外者,战时的大后方几乎聚集了中国科技和教育界的全部精英。他们是战时中国科研教育领域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在内迁所带来的巨大科研损失的背景下,仍然为了国家之富强,民族之生存,社会之建设以及国族之未来大计,埋头苦干,坚守岗位,无论生活环境困苦到何等地步,仍然按部就班,以科研,以教学,以为胜利后培养人才之信念,在各领域耕耘灌溉,而收获了堪称战时奇迹的累累硕果。而其中知识精英最为云集者,首推云南昆明和四川宜宾。 云南昆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1946),简称西南联大,是当时西南学府之中较为著名者,是抗日战争期间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迁至昆明联合而成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复校。 四川宜宾李庄 李庄位于宜宾东郊长江南岸,是有1400余年历史的古镇。在中华民族最苦难的抗战岁月里,李庄张开怀抱为学者辟“一方净土”。1939年,自“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发出起,国立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在抗战时期迁驻李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梁思永、劳干等云集李庄达六年之久,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这部扛鼎之作就诞生在李庄。可以说,李庄是当时后方的文化中心。甚至有后人评价李庄为“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记者姜锦铭 刘小草 王小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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