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如超先生，字文远，室名穷达轩，安徽定远人。著名语文教育专家，书法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二十余年讲台生涯，二十余年教学研究，舌耘笔耕，成就了他语文教育专家的事业;数十年人生颠沛，数十年书丛咀嚼，滋养了他一身文气，满腹辞采。于是，挥翰作书，出口成诗，是他工作或衣食之谋以外的两大优长。退休以后，辗转于皖江南北，长淮上下，甚至西去哈密，南下深圳，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书法卓然成家，诗作裒然成帙，以诗才书艺，享誉海内。良骥奋足，老树新花，可喜可贺!
如超先生幼读诗书，聪明好学，12岁即有诗作发表，有“神童”之誉。先师吴孟复先生，8岁能诗，15岁入无锡国专，诗学陈石遗、陈鹤柴、李拔可诸先生，迭经名师，出唐入宋，运之以功力，济之以学问，诗名早成。如超先生先我三年得识吴先生，正值吴先生从下放劳动之农村调至淮北师范大学，积多年未发之蕴而喷薄欲出之时。二人时以诗作倡和，相得甚欢，相处融洽，情在师友之间。如超先生诗作，虽早于2003年结集为《穷达轩吟稿》出版，但传播不广，知之者鲜。又有新作数十首，仅流传于友朋诗侣之间，大多未获发表。今捧读数过，既肃然而生景仰之情，又油然而忆先师之教。感慨万端，不能不有所言焉。
昔马一浮先生，曾有“诗人四德”之说：“予尝观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乎德焉。”所谓慕俦侣，即言情，爱情、亲情、友情，皆在其中，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忧天下，就是心怀天下，爱国爱家，关注社会，与同胞人民休戚与共。虽不一定要谈政治，也不能远离社会主旋律。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无常，乃是书写人生的感受、感悟、感想，不是叹老嗟卑，感世伤时，而是表达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与存在意识。所谓“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乐自然，则是放松身心，贴近自然，游山玩水，登高探幽，情景交融，物我两忘。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如超先生之《穷达轩吟稿》，正好分为四类：《山水篇》，乐自然也;《应时篇》，忧天下也;《情友篇》，慕俦侣也;《闲适篇》，观无常也。
如超先生在诗集《前言》中，引清代诗人袁子才“吟诗须有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之说，并自谦无仙骨，亦无诗才，浪吟而已。因忆及吴先生为教人作诗，引王国维诗句：“世间尽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说明写诗不能无师自通。吴先生以袁子才所说的“性灵”作为第一粒金丹，王渔洋所言之“神韵”作为第二粒金丹，王观堂所言“意境”作为第三粒金丹。吴师所言三粒金丹，三个层次，我以为是能写诗、会写诗、写好诗的三重境界。子才教人开窍，有入手处，是文学启蒙;渔洋教人懂得诀窍，以少总多，追求韵味，是诗学指导;观堂说到诗词本质特征，引人达到一种哲学认识的高度。以此来看如超先生之诗，其学诗之路，作诗之法，言诗之志，成诗之境，也就昭然分明。
诗心由童心
“近是楼台远是山，池塘绿水映天蓝。黄莺偏爱人间好，飞入长空去又还。”这首题为《即景》的诗，是如超先生12岁时的作品，就明显带有袁枚的影响，让人一下子想到袁的“满树黄鹂应知我，当年听过读书声”(《重过孤山范公祠少时读书处》)。这就是抒写性灵之作。说明如超先生学诗入手之正，起步之稳。民间流传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说的是熟读熏染，对诗心培植养成的作用。如超先生在多读、熟读经典诗词作品的基础上，熟而能化，化而能用;极有可能又是受到袁子才这类性灵派诗人的影响，童心触动，诗心早萌，因而写出了绝似性灵派的诗作。其《黄山十绝》之“碧云来去千层合，不尽芙蓉处处开”、“寄语谪仙闻说否，香炉移向桃花峰”、“只因久念人间好，一点芳心悄向尘”、“莲花帝子轻轻舞，邀我仙乡走一回”等句，也是这种手法。正是面对美丽动人的景色，以一种独特的童心直觉，感受到美感的冲击，然后经性灵陶冶，才化作诗句流出。这是真正纯洁的诗心的表现。
当然，对袁枚及其“性灵”说，也有不同看法。但作为初学与入手，或者触发灵感，孚甲新意，还是有益的，总比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要自然得多。虽有时会因掌握不好，失之浮浅，但不会变成虚假。这对今天的教诗者与学诗者，应该是不无启发的。而如超先生幼年写诗，至老不辍，于早年形成的充满童心的诗心大有关系。
诗情见为人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这成了中国诗学的理论开山。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诗的主要魅力在于表达情志，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思想感情。所以，诗之言志与抒情，应是一回事。由于志偏于理性，情为感性，诗是文学，不是理论文章，所以就强调感情，出现了“诗缘情”说，其实志也是以情为载体的。王渔洋称赞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主张抓住事物的一鳞半爪，传达出龙的神采，确如钱锺书先生所概括的“以不说出，写说不出”，这是更高妙的手法。“半江红树卖鲈鱼”之写风土，“门外野风开白莲”之赞人物，“一路看山到岳阳”之写行程，都是写意式的勾勒，点而不染，含蓄蕴籍，难言之情，深孕其中;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如超先生有些诗，立意明确，感情充沛，而且包含万有，情韵不匮，又深得渔洋三昧。如：
西窗灯灭人初定，湖上芦箫空好音。寂寞楼头愁伫立，一轮明月照孤魂。(《西窗》)
微风吹皱小塘幽，月色昏黄照画楼。遥知窗前凝望久，天涯游子正归舟。(《游子吟》之三)
扑面秋风未觉寒，泾川秀色恋凭栏。无边花木斜阳里，一缕清波绕碧山。(《江南杂咏之四》)
蓬门茅舍竹篱笆，几净窗明日照斜。花犬声声迎远客，小杯款款话桑麻。相山每忆同眠榻，三径难忘共品茶。终是人生无定迹，明朝又别向天涯。(《留别伯高》)
人生何必苦恋家，处处芳草处处花。昨日鹏城别旧雨，今宵海口品新茶。万泉河水清波绿，醉海楼中笑语哗。不觉行程三百里，青青一路到天涯。(《戏汉东诸公》)
还有《伊州二首》之“两岸红黄花欲燃，伊州何处不江南”;《游鼎湖山》之“身在湖光山色里，不知何处是他乡”;《章台十首》之“犹记乌衣桥下水，波光倩影两心知”; “恼人最是长空月，愈到离时分外明”，“多情虽有清江水，难照离人泪四行”。 《奉调西行》之“此去又是无归日，直问长空望流云”。
这些诗无论是写爱情、友情，还是写山水、花木，读来都让人感到清新流畅，景物鲜明，感情真挚，无拖泥带水、矫揉造作之嫌。早已不仅是那种以直觉、新奇取胜的性灵短诗，而是具有情景交融的、物我为一的有韵味之作。王船山论诗，谓“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王观堂论词，谓“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如超先生融情入景，借景抒情，使我们读来，简直难分何者是景，何者为情。但只见其人性之诚、人格之纯而已。有如此专情之人，乃有如此动人之诗。当年，李拔可先生以诗知名，而慨叹“诗”多“人”少，吴孟复先生为文记载此事，并多次言及，并谓“人”少者，有真感情之诗人少也。
诗风明学理
吴先生诗云“嵇康清峻宛陵雄，诗学诗功事本通。莫以谈玄文浅隘，从无妙手出空空”，又尝谓“唐诗以韵胜，宋诗以理胜，清诗以学胜”，而其诗兼有唐诗之气韵、宋诗之理致与清诗之学养。如超先生，一生读书求知，至老不辍;又以语文教学与研究名家，其诗学渊源有自，其诗功亦卓然可观。所作之诗，风格以唐为主，李、杜、王、孟之影响宛然。他的《送客归来》：“桐叶声声弄晚风，归来顿觉小园空。壶中茶叶温犹在，桌上烟灰味尚浓。久客常怀三径树，天涯唯忆旧时踪。鲲鹏自有凌天日，不信书生到老穷。”还有《相山花园题咏》：“结翠相山待客过，小园香气溢清波。花丛似染三春色，池面如闻六月荷。绿竹亭边同煮茗，翠云楼上共吟哦。明年此日重来聚，定有新歌续旧歌。”这是与吴孟复先生交往唱和之作，自然是在吴先生说诗解颐之后。其意境的清深，格律的谨严，以至遣词的雅致，态度的恭谨，都跃然纸上。可以看出，与吴先生的交往，对他的写作水平，无疑是一次点铁成金式的提升。
而《读吴孟复先生<训诂通论>，赋呈二律》：“岚光遥映山萝室，训诂新书接《字林》。毕竟浮云难蔽日，却看古木又逢春。自言才调年来减，人说文章老更成。先辈高标清玉洁，愚生幸及伴公吟。惊闻小疾卧山村，心急难寻月下门。似见病容如鹤影，尚从学海探诗魂。升堂自有三千士，鸣盛还成十万言。正是尧天需老骥，不须独乐自题园。”以诗家语来谈人生哲理与学术，并准确评价一位语言文字学家的著作与学术精神。可见其诗风并非专主唐人而不知变通。
《西行揽胜》四首，写西安之“渭北清波千载绿，终南秀菊万株黄”，写华山之“人间奇境知多少，到此方知天地宽”，写滇池之“莫为逢秋悲寂寥，新诗应向此中吟”，情理并至，刚柔相济。尤其写大观楼一首：“万里风尘到大观，无边秀色一凭栏。西山佳气千嶂满，南浦清波万顷宽。涌月亭边逢旧雨，涤虚湾里话当年。此生偏爱行云乐，知有山灵笑我顽。”画面宏大，气势开扩，足为全集压卷。
如超先生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在治学与学诗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把情与景，情与理，诗与学，诗与人等种种因素与关系，都进行了理性的融会处理，成就为一位有自己鲜明写作风格的学者型诗人。
诗境证道真
吴先生《七十抒怀》中有句云：“枉抛心力夸诗捷，自暱虫鱼误道真。”虽不无诗词小道、文字雕虫之意，而实亦自谦之词，。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庄子则讲无往而非道。自然有道，人生亦有道。人生之道，就是要一生寻找、选择、追求、坚守的道路，。如超先生积一生之所学习、所经历、所思考、所知解，以年过古稀的老人，却稳定在诗词与书法两大爱好上。不仅乐此不疲，并且有所成就，赞誉鹊起，声名远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这二者当成了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与个人文化存在的重要形式，并从中悟出了某些人生真谛。试想，一生从事于中华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的读写听说，致力于汉语语文的教学科研，沉浸于母语文化的营养与魅力之中，写诗作书，岂不是最理想的对民族传统的皈依与文化享受?即使是无心作书家，也无意成诗人，恐怕也无法摆脱这种文化的宿命。孔子说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人要行远，就要有一种文化的追求与责任。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一种几于道的境界，而如超先生以他的诗词与书法，以自己的文化存在，达到了这一境界。文远，他的表字，正应合了他的行为。
“半世萍踪岁月荒，舌耕园里几回翔。年来忽觉时光短，小院清风恋夕阳”(《无题》)，表达的是面对时光流驶的紧迫感。“廊下蛙声阵阵浓，卷帘习习度春风。月明无事消长夜，闲看庭花深浅红”(《夏夜》)，表达的又是亲近自然的悠闲自得。两相对照，充分显示了其积极而又超脱的生活态度。
“午梦归来梦未清，春愁漠漠意沉沉。校门口外槐荫下，坐看东西过路人”(《午梦归来》)。这是一首哲理诗。不说“午梦醒来”而说“归来”，梦之沉重、漫长可知。“春愁漠漠”也是很深沉的意象。“坐看东西过路人”，使人想起王国维词作的名句“可怜身是眼中人”。作者在梦后思考的是什么，颇耐寻味。
《陶塘泛舟》二首：
一叶轻舟载笑声，赭山如画映波明。绕堤柳浪丝丝绿，隔浦荷风阵阵清。烟雨墩前来旧雨，晚晴时节话新晴。劫余重见升平乐，谱入丝弦倍有情。
一叶轻舟载笑声，赭山如画映波明。半湖烟水初闻笛，几处楼台渐上灯。吹过荷风香未了，迎来凉月暑全清。人间多少欢欣事，劫后重游倍有情。
写的全是欢乐之景。想到《留别仕群》：“声未改音妆未浓，仕群依是旧时容。真娴不愧良家女，劫后年中见古风”。都有“劫后”“劫余”字样，从人，到景，都是几经磨难，几度沧桑，而一个“劫”字，看似轻轻地一点，起实是举重若轻。云烟过眼，挥手告别，一切向前看，主要是自己心灵上不再纠缠过去，不背包袱。真乃“快哉天地一超翁”(《偶拾》)。
王国维论词，首标境界，强调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成名句。又指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而又举三首词所写之情景，作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之三种境界。可见，观堂先生是把诗词境界与人格合而观之的。这种极高的境界，恐怕也就是人所向往追求的道之境界。
愿如超先生，继续以诗言志，以文行远，书艺诗情，珠联璧合，达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纪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