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首次实行公务车限行，30%的公务用车被要求封存。全市共有多少辆公车被封存停驶，哪些车牌号被封存，这一直是个谜。(《新华网》，12月11日)

　　公车改革不能完全指望政策规范，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的背景下，在政策屡屡失灵的情势下，公车改革亟待纳入法治轨道，公车管理亟待立法，“公车立法”或许是破解公务车改革困境的根本出路。

　　近些年，各地对公车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摸索和试点，但有效的不多，甚至越改越糟。例如，一些地方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造成领导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还有的官员拿了补贴，公车照坐，与车改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可见，公车改革必须靠权威的法律来给力，毕竟法律才是利益调整、利益整合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工具。

　　而且，与过去政府红头文件治理公车相比，公车治理立法好处颇多。一是结束长期以来打击车轮腐败无法可依的局面，把治理公车上升到国家意志、人民的意志。二是变公车内部治理为外部治理，把公车监督权切切实实地交给人大政协，交给媒体，交给公众，让各方依法监督。三是法律的刚性震慑力强过政策的震慑力，使那些想利用公车腐败的人望而却步。

　　因此，要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立法机关也要从立法上给力公车改革，抓紧时间对公车改革进行立法调研，着重调研车改模式的选择、适用范围的确定、公车管理细则及货币补贴标准等关键问题，抓紧时间起草论证有关公车管理的法律法规。(文/李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