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了邓小平，他的气度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做好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翻译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谈话给我印象深刻。当时，金日成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经济困难的方法——发展鹌鹑养殖，因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高很多，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是谈了中国已经回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谈了“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谈了要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局限于小打小闹的“治标”时，邓小平已经在考虑“治本”的问题。

　　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是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在那天的谈话中，邓小平回顾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强调了中国既要反“左”也要反右，谈了中国还在探索社会主义，但他强调在这种探索中，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公有制占主体。回头看，这体现了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只要有了这两条，即使我们探索中出了一些问题，也可以逐步纠正过来。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中不少问题就是这样得到纠正的，如地区差距的缩小、医改、养老等。当穆加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仍表示某种担忧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说:“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这再一次展现了邓小平对于中国命运的长线和底线思维。邓小平的切身经历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混乱和动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近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不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后来，是邓小平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结束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政治动荡，创造了国家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奇迹。

　　邓小平会见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翻译。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党代表大会，这种先例不多。这次会议基本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变动很大，下了十人(叶剑英等老一辈政治家)，补选六人(胡启立、李鹏、田纪云、乔石、姚依林、吴学谦)，并决定131位老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增选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从这次大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邓小平致完开幕辞之后便步行到福建厅来会见罗林斯。邓小平显然还沉浸在党代表大会的气氛中，他花了不少时间谈干部的新老交替、选拔人才、用好现有人才等。现在看来，邓小平当时推动的这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意义重大。当罗林斯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并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这位伟人的睿智、远见和勇气，缅怀他为中国历史大转折和中国崛起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相信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国家将会创造新的奇迹并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