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石仲泉最近很忙，采访他时，他正在山东调研。

1938年出生的石仲泉，上大学时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来机关解散分配到首钢当工人。1972年后分配工作在基层党校教马列经典著作，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搞理论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叫“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办公室”)，主要参加毛泽东、周恩来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工作。

曾经有人劝他，这样的学术研究有一定风险，也不一定有成就。但石仲泉相信，只要不危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不会有大的政治风险。他这样回答：“作为学者,对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学问来研究。将时论作史论来写,将政评当美文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登峰不跟风，创新不妄论。”

200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石仲泉的《我观邓小平》一书面世。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这10年，本想退下来多多休息，但实际上退而未休，学术研究的活儿更多,写作更忙了。”主要忙的，还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研究。

请石仲泉观邓小平，他饶有兴致，“你们让我观‘邓小平与上海’，这个角度好，以前讲得少。”

“上海是邓小平的有始有终之地。”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有始，始自1920年9月11日。

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黄浦江畔出发，从此踏上留学法兰西、寻求救国之路的航程。这段场景，被视为邓小平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也正是从黄浦江畔的这一刻开始，邓小平与上海结下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有终，是因为邓小平晚年多次来上海，仅春节就有7次是在上海度过的。1994年元旦，他还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楼的旋转餐厅，俯瞰上海全景。

从少年到暮年，从黄浦江畔登船求学，到率军南下；从新中国建设，到浦东开发，邓小平与上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有始有终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上海长久的牵挂和重视。

在这么多年对邓小平的研究中，石仲泉还发现了一个“巧合”——邓小平与上海的“有始有终”不只在足迹上，也在思想上。

邓小平这一生，在上海发表了很多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在石仲泉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南方谈话”。“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传递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考。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等重大思考和决策，也离不开上海这方土地。”

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我观邓小平》一书中，石仲泉增补的内容，很多也是关于“南方谈话”。“可能我对‘南方谈话’有些偏爱，每每读它，都感到它不是20多年前的文献，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性的当代文献。”

虽然“南方谈话”不到一万字，但石仲泉把它看做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是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的思考，‘南方谈话’基本都涉及了。讲邓小平理论，‘南方谈话’是最重磅的。”

“这些年,不仅我个人而且相信许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如果不是邓小平以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绝对不可能的。”石仲泉说，“而这般重要的‘南方谈话’，可以看成是邓小平在上海这方土壤中，或者说是他在与视察过的一系列城市的互动过程中，诞生出来的思想。”

他的思想，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上海的快速发展。

曾有着“著名金融中心”、“远东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我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光环的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的速度与沿海部分省市相比，落在了后面。在邓小平眼里，上海是能够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龙头，是一张能够左右全局的王牌。他曾经不无遗憾地说，之前没有把上海作为特区，是一个失误。石仲泉解释，那时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认为上海搞资本主义太驾轻就熟，“拐个弯就到了”，把上海作为特区风险太大。然而回头再看，邓小平觉得耽误了，所以才有了后来他力推浦东的开发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成了邓小平一直的牵挂。带着这份牵挂，他一次次来到上海。1990年1月26日，农历除夕，邓小平来到锦江宾馆，与上海市党政领导共迎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新春，邓小平说：“我到上海来过春节。”他在上海度过了7个春节。

除了牵挂上海的发展，还有什么吸引邓小平前来？石仲泉想了想说，“思想合拍”。在他看来，上海汇聚了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对外联系较多，接受新事物快，充满活力。“解放思想，上海一直走得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