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昆山爆炸事件仍在被关注。近日，《财经》记者在走访昆山时，不无惊诧地发现当地一些“特色”的招商引资宣传标语，譬如：“XX人民欢迎您来投资、你们来剥削得越多我们就越开心”;“来帮我们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我们的老板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法治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服务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人文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舒心怎么办”。

　　从多年以前的“反对剥削”，到如今的“欢迎剥削”，官方话语的转变，显然很容易冒犯公众的情绪。甚至让人质疑：打出这种标语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究竟是公共服务者，还是资本势力的仆从?

　　昆山爆炸事故之后，舆论所指，皆是对于地方安全监管的质疑，这种追问，虽然最直接，却可能过于简单。反思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问题上，为何会表现出如新闻中奇葩标语这般“毫无底线的姿态”，或许能让我们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近几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以20%的平均速度上涨。相比之下，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购买力平价看，越南工人月工资只有85美元，印尼工人月工资为148美元。在全球化背景下，一部分在中国加工的低端制造业，正纷纷将产业转移到邻近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等。

　　耐克年报显示，2001年鞋类产品生产中，中国工厂占了约40%，排名全球第一，2005年这个数字降至36%，2010年则进一步下滑至34%。相比之下，耐克在东南亚国家的产能却一路高歌猛进，从2001年的13%发展至2010年的37%，取代中国第一的位置。与之类似，三星正打算将80%的手机生产转至越南。

　　一方面是低端产业的流失，另一方面，国内产业升级转型并没有完成，地方政府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投资的依赖仍然存在。尽管现在对于地方政绩的考核中，GDP增长的权重在下降，单纯的经济发展指数也不再是唯一标准，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虽然GDP指标、单纯的经济增速指标的影响力下来了，而那些更被重视的指标，比如就业问题、民生问题、环境治理问题，哪一个不需要“用钱说话”?如果没有持续的招商引资，地方财政税收的钱从哪儿来?

　　而昆山恰恰是传统制造业重镇，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整体都在面临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为吸引制造业厂商前来与留驻，自然就有了匪夷所思的宣传广告，和继而行之的安全监管被无视。于是，环境污染、生态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等等，都要为招商引资让路，都要为投资企业让路。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有两个现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当地很多存在环境污染、存在损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企业，都是在外地或者是台湾地区被淘汰的，政府严格管制或不允许再开的企业，结果被当地以招商引资的名义盛情邀请而来;二是每次遇到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督检查，这些企业首先想到的不是改进生产，减少隐患，加强劳动保障，而是如何通过公关手段顺利过关。而监管部门也心照不宣地给予配合，明明发现问题也不要求企业去整改，因为他们早就许诺“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如果严格检查了，老板还能开心吗?岂不成了“影响投资环境的罪人”?

　　另一方面，当个别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公众生命健康权益为代价，来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时候，公众却没有与之博弈的能力。昆山工厂粉尘爆炸，瞬间带走了数十名工人的生命。有人说：“如此不重视除尘，即使不发生爆炸，工人们也会得矽肺病(尘肺病的一种)死掉。”这样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

　　昆山是台商聚集地，事发工厂正是台资企业，但这些台商如果是在台湾本土办厂，就不敢如此放纵粉尘问题。台湾与尘肺病做斗争，并非始于台湾当局的“计划”、“方案”。1990年，来自比利时的修女田明慧到台湾，创办了“敬仁劳工安全卫生服务中心”，“敬仁”代表“对人的尊重”、“人大于资本的利益”之意。在发展过程中，“敬仁”又于1992年协助成立了“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和“尘肺症患者权益促进会”。与此同时，台湾另一个民间工会组织———“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简称“工委会”)也扛起了斗争大旗。“工委会”每年会组织“春斗”和“秋斗”，1995年的“春斗”，“工委会”组织反“贱”保运动，迫使台湾相关部门当天宣布尘肺症纳入重大伤病保障范围。之后“敬仁”又不懈地向“劳委会”反映问题，促使修正了“劳工保险尘肺症审定准则”，放宽审定标准，使更多劳工被纳入尘肺病医疗保障范围，放宽职业病患者残疾给付标准，为尘肺病劳工争取到更多补偿。这些民间组织对医疗保障、残疾补偿的争取，间接地促进了对法律对相关企业的严厉监管。

　　相比之下，用一些学者的话说，咱们的产业工人还处于“原子化维权”阶段。据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位博士生对内地尘肺病工人的跟踪调查，尘肺病工人走法律途径维权并不“划算”———“工人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法律维权程式，时间就要过去两三年，所花的时间、金钱也非常可观，资方希望通过这个漫长的司法程式拖垮工人，甚至拖死工人，也杜绝之后工人的法律维权”。这就是工人原子化的劣势，因为独立维权成本太高。独立维权的另一个坏处是，工人维权主要是想获得个人更合理的赔偿，而没有针对行业工作条件改善的诉求。甚至一些工人在拿到自己的赔偿后，怕影响自己工作和以后找工作，再不愿面对媒体和公众。

　　昆山工厂粉尘爆炸的背后，或许只是“中国制造”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突然死亡与慢性死亡，我们的工人兄弟不该只有这样二选一的命运;而在真正实现产业升级之前，逐步提高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准入标准，并想办法提高产品质量及附加值，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